不寬容是最大的黑暗──論教會在世上的寬容文化使命（下）

陳士齊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高級講師

寬容始於智、仁、勇三達德

　　我們本可以從聖經的教導，如保羅的因信稱義教導中，引伸出寬容的教導：「因為上帝以忍耐的心，寬容我們先前所犯的罪……」，或從登山寶訓中，引伸出寬容的要求。但登山寶訓的更深一層意思，在於求信徒達到基督自己完全的地步，而且更引入一層高超的，忍耐邪惡以克勝邪惡的非常式行動。這樣高超的做法，是在非常時期，如大逼害中進行。它可以作為一個永恆的指標，表明基督徒的愛心與忍耐，可以達到如何崇高的境界，正如基督自己一樣。但在盛平時期，我們還是應首先考慮中國古代儒者為我們提供的指引，作為起點。

　　這個指引，其實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也可以與基督教的精神相合，就是儒家提倡的以智、仁、勇三達德來實踐一個寬容的文化。

　　首先，教會、政府及人民大眾自己，必需要深明「智」的重要性，以此來擊退無謂的、過分的、莫名的恐懼，因為由無知而起的恐懼，是一切對異己事物的不寬容的根源，正如香港教會在反同性戀行動中所表達的一樣。反過來，「智」予人有自信，而自信令人及群體不再恐懼未知的事物，因為它令人在面對這些未知事物時，仍能從容面對。

　　當然，求「智」的過程本身，就需要在一個寬容的環境中進行，因為求「智」的過程，最容易闖進一般人認為的道德禁區，令人聯想起一些重要的道德禁忌將被摧毀，而引發恐懼的反彈，這正正就是《中大學生報》問卷不經意造成的效果。當然，這種強烈反彈，也正好反映了現時社會在性方面的道德禁忌，如禁提亂倫、禁提人獸交等，都是屬於「反思前」（pre-reflective）的圖騰式禁忌，而非經過理性反思而拆解出來的「反思後」（post-reflective）的道德理性結論。

寬容是以「仁」為本的

　　由「智」性分辨而得出的寬容局面，其實是靠賴一個更為深廣的價值基礎，那就是中國儒家的核心價值──仁。因為仔細的智性分辨，辨別出來的異己性，使人更加敏感而更想打壓之。唯一可以防止這種局面出現的，就是一個社會必需要以「仁」為本，在儒家來說，就是以人與人的相親關係為「本體」為根本。而對基督徒來說，更是以上帝與人的相親關係為基礎、為「磐石」。兩者都可被稱作「仁」德的社會，而基督徒更相信這種「仁」德的社會，是由仁德的上帝發動且擔任最後保證的。兩者都拒絕一種只因功利或效益原因而實踐的寬容。因此，我們寬容同志，並不是為了榨取他們的創意來為我們這個社會賺錢，如新加坡最近想做的，而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應該是相親的。沒有任何原因，包括「性取向相異」的原因，可以阻止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相親、相交。當然，這並不代表異性戀者要放棄異性性傾向，或同性戀者要放棄同性性傾向，而是代表大家在尊重彼此不同的異己性的情況下，相交和相親。對基督徒來說，弟兄姊妹相交相親根本不涉及性行為，因此根本不存在要放棄任何一方的性行為取向（除非我們是海豚）1。

從仁德以臻智慧

　　既然以「仁德」為本，寬容便把「智性」的分辨，提升為「智慧」的分辨，而且是大智大慧的分辨。正如我們前面指出：智性的分辨，分辨出另類社群的異己性，是可以增加我們自身的不安感的。當然，這總好過盲目不加思辨而產生的恐懼感。這正正是初期教會信徒所遭遇的屈局面。由於教外人不明白信徒間的語言，於是聽見信徒間將弟兄姊妹加以嫁娶，便以為他們亂倫；聽見他們在聖餐中「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便以為他們吃人；聽見他們講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便以為他們殺嬰。一如上世紀天主教神父來華傳教，為中國信徒舉行臨終聖事時屏退其他人，其他人就以為他們對垂死親人落咒；看見神父將解剖器官浸藥液，便以為他們取自活人；看見修女開孤兒院便以為她們將孤兒誘拐以製藥。這一切一切，都反映沒「智性分辨」的第三世界式文化的可悲與可笑，也反映為何一個社會智性愈發展，寬容程度就愈高。這也從側面反映，基要主義式的讀經，因經文有幾段似乎反對同性戀，就對同性戀現象不加智性分辨探討便逕直加以反對，其實是可悲的，是智性停止運作的惡果。更不堪的是在已經暗下結論的情況下，對同性戀現象進行封閉式的「偽智性」討論(quasi-rationalism)，以圖說服教外人也接受其預設觀點。其實基督徒若沒有忘記早期教會信徒所受的屈，就理應很慎重很小心地分辨一切另類群體或弱勢群體的文化，而不應造成屈。這種慎重，就屬於「慧心」的部分，只有這「慧心」與「智性」配合，才真箇成其為「智慧」。而明顯這慧心是出於「仁心」的。

從仁德到勇毅──勇毅地面對寬容的悖論 (The Paradox of Tolerance)

　　然而仁德不僅開出智慧的思辨，仁德也要在行動中帶來勇毅。但勇毅並非武勇，也非盲動，更非反動。這勇毅，是從仁德出發，為了維護一個真正寬容的社會，而直面「寬容的悖論」。所謂「寬容的悖論」，每每就是最被援引以強加「不寬容」的藉口，那就是：寬容罪惡豈非助長罪惡，寬容惡人豈非縱容作惡？上至國家層面下至個人，都要面對這個「寬容的悖論」。它令「寬容」變成了縱容而自我擊敗（self-defeating）的代名詞。這又引發了「不寬容的暴論」，那就是：只有對任何可能助長罪惡縱容的言語行為不加寬容，社會才得安寧。

　　面對「寬容的悖論」，社會首先需要的是一個本身懷抱寬容精神的監察機制，因而容許在禁制任何不寬容的組織和個人時，不會過分強橫而令自己變得不寬容。因此，任何寬容文化的建設，首先就要在寬容的底線上下工夫。這包括法律建設的合理化、寬容化，也包括言論自由的清楚劃定，這意味著任何只牽涉言論而沒有具體行動的個人或組織，便不會遭到不寬容的禁制，除非是極少數的例外，如納粹主義，與及對宗教仇恨的煽動。

　　在此，《中大學生報》事件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由於淫審處及其上的影視處是屬於不完整，因而也不具備全面法治寬容性的監察機制，太容易將被裁者驅入很深的法律泥沼中，因此根本不適宜於援引為監察言論的社會機制。除非政府準備將之進行加強法制完整性（亦即寬容性）的改革，教會此後最好迴避利用此一機制來進行社會道德監察的行動。一方面這機制是一把兩刃利劍，一不留神便可以隨時將基督徒的言論及聖經送審！今天有「撐」基督教的高官拒絕將聖經送審，但明天出了反基督教的高官，或是國內基督徒人數大增，而令特首要秉承中央意旨打壓基督教，那又如何？基督徒若縱容或濫用這樣一種機制做道德警察，實在是愚不可及的作法自斃。反而，基督徒應與所有人一起爭取此機制的改革或取代。

　　因此，真正的勇毅，是要直面「寬容的悖論」，從而阻止「不寬容的暴論」之出現，並要堅定劃下一條界線：要阻止任何不寬容的人或事或機制出現，包括阻止一個不寬容的教會出現！所用的方法，是一個本身包含寬容性的監察機制，包括在教會內的監察機制，那應是從因信稱義的福音引伸出來的。

從勇毅回到仁心

　　然而，在為任何的不寬容劃下不可逾越的界線時，寬容的勇毅品德，必須恆常回溯其源頭品德，而且不斷服膺於此品德，那就是一顆「仁心」。因為只有由「仁心」出發，勇毅才不致墮落為「兇狠」、「自以為義」，而且勇毅不僅為個人或自己的群體謀求免於欺壓，而更是為整個社會能相親相愛。在這個理想或願景的氛圍下，任何人及團體對「不寬容者」的監察與批評，其實都是流露著寬容的，因為這勇毅的目的，不是最終要將「不寬容者」當為仇敵加以消滅，而是要其幡然悔悟，脫離其不寬容的自以為義的「惡行」，這可以稱為「知恥近乎勇」的勇毅。在此，香港民眾今年在對待馬力萬惡不赦言論的做法，終於可以教我們感到自豪：我們中間沒有人要將這個萬惡之徒「碌坦克」，反而有人能將他那教人嘔吐的言論諧趣化，變成「坦克碌豬」；也沒有人狠下心腸咒詛這個惡人癌症早日復發，反而為他送上祝福，祝願他「亦福亦佳」。這真是一個以寬宏的心對待萬惡不赦之徒的絕妙方法！香港民眾以高度幽默感勇毅地面對馬力這樣的惡人，與香港教會以道德警察的嘴臉去擊打一群稚嫩的大學生，真有天壤之別。哪方能寬容哪方不能，實在昭然若揭。

暫結語

　　以智，以仁，以勇，循這道德次序，而以「仁心」為核心，發展出一個中國人式的寬容文化，以回應現代化社會對多元的尊重，對專業自主的渴求，對人權的珍惜，對異己性的包容，其實還有很多要加以細緻探討的地方。在中國人教會中，如何緊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行事為人，而非墮入中國傳統正邪不兩立的衛道文化的窠臼，以便開展一個全新的中國基督徒式的寬容文化；並在一個現代中國人的社會中，正確分開公眾論述與基督徒獨有的信仰論述，以致兩者不混淆卻能良性地互動，這些都是迫切需要作出神學反省的，以幫助教會脫離今天的「騎呢盲動、打壓多重、寬容欠奉」狀態。此外，也要重新發揚初期教會以來一直傳續的大公精神，以將現今基督教會「黨同伐異」的「教派式愚行」（sectarian misbehaviour）根除。但這需要更大的心力，更深廣的智慧，惟願那賜人愛心、賜人智慧的上帝，寬容我們的愚昧與愛心不足，幫助我們繼續思考，並真誠地實踐，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