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恐懼的未來：高齡社會的迷思與挑戰

梁漢柱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由於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壽命延長，全球已發展地區都面對著人口老化的趨勢，高齡人口的比例持續增加。目前香港六十五歲以上長者佔人口比例約12%，人口老化的程度，相比於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還有距離；但隨著戰後至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嬰兒潮一代步入晚年，可以預見，未來二十多年間，四分一以上人口是長者的高齡社會將會在香港出現。事實上，環繞著人口政策、退休保障和醫療改革的討論，與人口老化或者高齡社會相關的議題已經進入香港的公共議程。

人口老化的憂慮與迷思

　　概括地說，與人口老化相關的憂慮一般包括以下三點：第一，工作年齡人口比例減少會影響勞動力的供應，降低生產力。更進一步說，由於年青工作人口減少，整體經濟的創意和適應變遷的能力可能因此下滑。第二，退出勞動力的老年人口增加，為他們的家庭和社會保障及福利的制度構成龐大的壓力。第三，隨著身體衰老，年事日長的老人對醫藥和照顧的需求會愈來愈高，老人比例上升和壽命延長也意味著醫療和照顧體系的負擔會日漸增加。

　　以上的憂慮似乎很合理，其實卻滲透著許多對老年人習而不察的成見。所以，要討論相關的問題，首先要澄清老年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狀況，清除「老年人必然是依賴人口」的迷思。六十五歲是常用作劃分老年開始的界線；不過，老人家的工作能力和自我照顧的能力不會在六十五歲以後便消失；六十五歲或更早之前退休的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出現，而且只適用於部分職位。近年許多有關老人的研究都指出，許多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身體基本健康，不單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而且雖然部分身體機能衰退，但由於經驗豐富，只要有適當的配合，依然可以有很出色的工作表現。縱使退出了正式工作，老人也可以在家庭照顧以至社區服務中擔當重要角色。1 在香港，老人照顧孫兒、孫女，讓子女可以安心工作，是隨處可見的事。筆者也曾訪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家，不單替兩個長時間工作的女兒照顧子女，更是一個社區團體的熱心義工。只要有適當的生活安排，讓老人可以保持活力，老年人口不必成為其他人的負擔。

高齡社會的挑戰

　　假如大部分長者還有工作的能力，也可以自我照顧，那麼人口老化問題的核心，便不是老人家本身，而是大家怎樣對待老年人。老人數目愈來愈多、壽命愈來愈長的高齡社會中，第一個挑戰就是扭轉現代社會對老年人的種種成見，例如以為他們一定心智衰退並且頑固保守、沒有學習新事物的能力等等。惟有放棄對老人的成見和相關的年齡歧視，我們才可以公正地探討社會制度如何可以配合日漸增大的長者群的需要，讓他們可以在不失自尊的情況下繼續生活，這對於終有一日會變老的所有人都是很重要的。

　　改變對長者的成見，需要克服現代文化厭舊喜新、歌頌青春、貶低老年人知識與經驗的傾向，當中涉及很基本的價值轉向，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事實上，消費主義社會崇尚用完即棄、追求不斷更新的文化氛圍底下，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便可能面對年齡歧視，更不要說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相連的難題是如何改變現代社會將人依年齡分等級的制度，這些體制追不上人口老化和長者健康改善的步伐，已經不合時宜（美國老年社會學奠基人Riley稱之為結構滯後structural lag）2 ，但要改變並不容易，因為涉及的不單是對不同年齡群的社會認可，更是權力和資源分配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退休制度。假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還有工作的能力，那麼六十五歲或更早以前退休便沒有必要，延遲退休年齡讓健康的老人可以繼續賺取收入，也可以紓緩勞動力的短缺，似乎沒有甚麼可爭議之處。不過，不是所有老年人都樂意延遲退休，而且假如企業行使的是薪酬和職位依年資提升的制度，延遲退休可能影響工資的分配和人事的更替，激起較年輕職工的不滿。所以，如何在公平處理不同年齡群利益的前提下，鼓勵老年人留下工作，或者在其他崗位繼續貢獻力量，是邁向高齡化的社會必須面對的另一項挑戰。

香港的老人扶養危機

　　如何克服年齡歧視和為老年人繼續貢獻社會創造條件是全世界走向高齡化的社會必須面對的挑戰，假如能夠恰當地處理，人口老化的趨勢未必需要過分憂慮。不過，由於獨特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制度，面對人口老化，香港還有本身特殊的問題。與其他發達地區不一樣，在2000年實施強積金制度之前，大部分香港工人都沒有參與任何退休金計劃。強積金基本上亦只是一個強迫儲蓄的計劃，並不足以解決目前已屆中年的低薪工人的晚年生活問題。由於青壯年時沒有機會參與退休保障計劃，收入又不容許有太多積蓄，很多香港的老年人都過著貧困的生活，歷年的綜援個案便有超過一半是老人家，耳聞所及，有更多的老人為顧存子女的面子，寧願忍受困苦的生活，也不願申請綜援。相對於發達國家，香港老年人口的比例目前還不是很高，但人口老化已經使人憂心，普遍可見的老年貧窮是一個重要原因。使人不安的是，我們可以預料，當現在還只是中年人的嬰兒潮一代陸續步入晚年，老人扶養的問題將會更加嚴峻。

　　香港的戰後嬰兒潮一代出生於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由於在九年免費教育實施之前入學，他們大部分教育程度不高，年青時曾經是香港經濟起飛的生力軍，中年時期卻受到工業轉移、金融風暴和企業重整風潮的打擊，許多曾被迫轉業和接受低薪的工作。在貧富差距不斷拉遠的年代，中下收入的中年人要繼續供養子女和年邁的父母，已經捉襟見肘，當中有多少人可以憑個人或家庭積蓄應付晚年生活的需要，實在很成疑問。香港的嬰兒潮一代令人擔心的另一點是，與他們的父母（現在的老人）不一樣，他們一般只有一至兩個子女，當中大部分甚至沒有結婚或者沒有小孩，所以他們進入晚年之後，從子女獲得支援的機會，可能比現在的老人還要少，收入和照顧更容易成為問題。假如我們再進一步考慮就業市場兩極分化的趨勢下，一般年青人（嬰兒潮的子女）的事業機會，未來香港中下層老人依賴子女照顧的前景更加不容許我們樂觀。

不必恐懼的未來

　　發達國家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擔心的主要是現行的退休金和照顧體系未來是否可以應付數目繼續增加的老年人的需要，調整的方向是重組年齡群（世代）之間的關係，盡量避免年齡群之間的分隔，讓老年人可以更積極地參與經濟活動和社會。香港同樣要克服年齡歧視和鼓勵老年人參與社會，但更要憂慮基本上不受退休制度保障的戰後出生一代，特別是當中的低收入群，晚年的生活是否可以單憑個人和家庭的力量維持。未來二十多年間，香港大批不受退休金計劃保障的低收入中年人將會陸續成為老人，這已經是鐵定的趨勢。人口政策討論常提到的鼓勵生育和吸引年輕移民等紓緩人口老化的策略，縱使大有成效，亦只能擴大人口中青年人的比例，不可能改變嬰兒潮一代將在退休保障不足的情況下進入老年的既定事實。如何讓這批未來的老人安享晚年，避免老年貧窮的問題急速擴大，是香港面對人口老化最大、最艱難的挑戰。

　　不過，香港到底是一個人均收入居於世界前列的富裕城市，特區政府也有豐厚的盈餘和儲備，應該有足夠的資源，讓現在和未來的老人家都有尊嚴地生活。關心香港老人生活的人要做的，是說服市民：老人扶養出現問題並不是壽命延長和年青一代數目減少等人口過程的必然結果，當中更涉及因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和中下層權益長期受忽視而累積的種種問題，只要有合適的社會政策便可以避免。我們也需要說明，收入和財富的差距不單是老人問題出現的基本原因，更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拉遠，因此需要一個涵蓋廣泛階層並包括收入再分配的元素的社會保障計劃，才可以確保每個人的晚年都免於貧困。假如我們能夠成功推動一個可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而且全民參與、不帶污名標籤的晚年生活保障計劃，那麼，高齡社會的來臨，應該是生活改善的結果和社會成就的標誌，而不是需要恐懼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