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狗肉‧全球化──
一個社會學者的飲食文化想像

馮一沖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引言
　　討論全球化的學術文章，洋洋灑灑，汗牛充棟，實在沒有必要在此再三強調當中的學術論據。問題是，尋常百姓都難免面對一個課題：「全球化干我何事？」本文正要針對這個課題，選取一個比較輕鬆的調子，讓讀者從「填飽肚子」這個切入點，反省一下「全球化」對自身文化及身份的衝擊。如果說其他學術文章是台直昇機，載人鳥瞰「全球化」如何仰之彌高，本文就算是部手拉車，陪伴讀者走一段反思的路，看看沿路的風光吧!

　　接下來的內容，主要希望觸及三個問題：一、「全球化」與我這等「小薯仔」、甚至毫不關心社會大事的張三李四有何關係？二、西方的東西一般比較先進，也很受用，所以「全球化」既「有益無害」，何必抗拒，視之如洪水猛獸？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無可奈何的現實，在「全球化」的窗櫥面前，我作為一個「幫襯一個幾毫」的消費者，真的還有選擇嗎？當然，作為社會學的生徒，也希望在討論上述問題時，能總其成的帶出一個基礎的社會學概念──「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既然要談「填飽肚子」，也就在「硬」道理出場前，先來個頭盤，談個故事。

漢堡包的故事
　　話說有一天，因為時間緊迫，與友人到「麥當勞」解決了一頓午餐。老實說，這於我而言，是件十分「罕有」的事。並不是自命高檔，「老麥」與我，真的不甚相熟。我總覺得，以同樣的價錢，準可以買到比較「富人味」而又平實受用的食物，實在沒有必要往假得不可再假的「雞脯」裏鑽。所以為了自己身體健康著想，對「老麥」一向敬而遠之。即使在童年，也不曾覺得躲在「大M字」後面開生日派對的小朋友，會比我幸福多少。然而，那天著實趕時間，而且，為免友人批評我「反社會」，又或者誤會我瞧不起他作為「老麥」的忠實信徒，也只有硬著頭皮。

　　咬過一口最新出品的「田園香草包」後，我再也不能逆轉自己的「反麥」立場。

　　這包的名字是Grilled Chicken Foccacia。當中的香草不香，是意料中事；雞肉無汁無彈性，也不足為奇；醬汁是混入蜜糖芥末的所謂燒烤汁，也罷！只是那個Foccacia字，卻不得不叫人無明火起。稍為懂吃的人，也知道這種「香草包」所指的，是意大利家庭裏一種最常見的食品，用粗麵粉加橄欖油、迷迭香草、洋蔥粒造成麵團發酵，再烤焗而成。麵包應該鬆軟有嚼勁，入口香味四溢，絕對不是眼前（口裏）這塊無色無味無臭，患上骨質疏鬆症的粉團。

　　問題是，麥叔叔手下人才濟濟，真的無人吃過正宗的Foccacia嗎？如果明知無法大量生產，為甚麼硬要為這粉團套上個意式浪漫名字？

　　其實，這正好說明了，在這種由大財團操控的連鎖店裏，消費者基本上在一個控制的場景（controlled context）下，被動地給灌輸了一套提煉過的世界觀。如果食客沒有吃過真正的Foccacia，沒嚐過真正的香草燒雞，就會乖乖地相信「老麥」給他提供的定義：這就是「香草飽」！這就是「意大利」！

　　的確，在「老麥」這種跨國集團的影響下，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對人對事的價值觀，對甚麼是「應該／不應該」，甚至對生活的追求，也會起變化。

麥當勞化的文化衝擊
　　有研究「麥當勞化」的社會學者，曾經對這個全球王國作出分析，認為它給世界各個文化的衝擊，主要有幾方面：

　　首先，「老麥」十分強調效率，在決定甚麼是最佳效率時，「老麥」的哲學是：用最少工夫完成最多的事。在美國，一切「老麥」的顧客都曉得「用餐車道」（drivehrough）的運作，也就是說，顧客開車從一端到另一端，已完成了點菜、付款、取餐的過程，沒有佔用餐廳的任何座位，當然也不涉及太多顧客與服務員的交流。但最重要的是：營業額因為方便顧客而增加了。合乎「最少工夫、最多利潤」的原則。本地的「老麥」，當然沒有「用餐車道」，卻透過其他途徑推廣這個信念，例如做漢堡的圓形麵包，經三番四次的實驗改良以後， 來貨時已早經切割，員工只需要一層層的把它們取出，再加醬加肉加菜，便可大量製造漢堡包。在「老麥」，效率比甚麼都重要。試想一下，在「老麥」工作的，我們的孩子們，長期接受這一套訓練，還能要求他們如何踏實地做事？要快要多，要鑽空子，「搵著數」才是被標榜的生存之道。

　　其次，「老麥」將一切服務質素都約化為數字，所以愈大愈多，就是愈好。能計算得到的，能量化的，才信得過，才是實在的成績表。於是，我們崇奉「巨」無霸、「雙層」芝士漢堡、「加大」汽水，和「買一送一」優惠。所有漢堡包都是直徑3.5英寸，牛肉餡必然是3.875英寸。這樣，才可以製造出牛肉餡湧出麵包的假象。一切的成果，都經過精密的計算。底下的潛台詞固然是：「斤斤計較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計較不到的，別相信。」明白了這種邏輯，自然會清楚為何教統局（現稱教育局）會以成本太高、回報率低為理由，反對小班教學，又以同樣的「成本效益」原則，對收生不足的學校手起刀落。因為老師們、教授們不能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裏，拿出可以量化的成績表來。

　　第三，「老麥」認為，能預測到的東西，才可以保證產品的水平。所以在世界各地的「老麥」，看到的是大致相同的櫃檯、椅桌、制服、菜單、贈品，甚至為小朋友顧客推出的生日會程序。久而久之，各個生產線的員工及顧客都相信「統一」就是最高的指導思想，所有不一致的東西都應遭摒棄。同樣的邏輯，被用到其他企業的範疇，消費者對於改變了包裝（不一致）的產品，都會投以懷疑的目光，我們寧願選擇一致的東西。擴展到其他範圍，所有「出位」的思想行為，都必遭受一定程度的審查與打壓。學生提出另類意見、穿著另類衣服、打扮另類外表，都會被標籤為「不良」、「邊緣」、「學壞」。從好處想，當然是保護了脆弱的一群；然而，在追求一致的時候，也不知道我們扼殺了多少創意，和對這些創意滿抱希望與信心的孩子們。

　　最後，「老麥」習慣用非人工具與程序作有效的控制，把人的行為極度約化為機械式的動作。所有員工都會對顧客笑面大展，還會在交易完結時加上一句：「歡迎你下次光臨！」問題是，這種皮笑肉不笑的問候及恭維，是否與其內容想要表達的相襯？其實，其他服務業的員工，也採取了相同的態度。我們不難在日本餐廳、台灣料理，聽到發音不準、似是而非的歡迎語，不但把歡迎的氛圍打了折扣，也不斷地訓練一班用不誠懇心態說誠懇話的人。

全球化與本土間的拉扯
　　走筆至此，讀者或會疑問，以上所及，頂多能說「老麥」哲學於人無益而已，為甚麼又和「全球化」扯上關係？別忘記，當我們下意識地把「全球化」等同「經濟一體化」的時候，「全球化」的指爪同時也插進了社會、民生、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各個範疇。麥當勞的全球普及，正是這種勢頭的證明。於此，我們再也不能自以為可以置身「全球化」的漩渦之外了。

　　既然如此，我們亦不得不對全世界化的本義作一點反思，以計劃自身在這個勢頭下如何自處。

　　「全球化」的內容，大概可以了解為兩個面向，就是「本土化的全球主義」（local globalization），及全球化的本土主義（globalized localization）。同樣，相信一些地道的例子會幫助我們了解這個課題。

　　讓我們再回到吃的主題上。最近有個留學美國多年回港的朋友說：「真開心，香港終於趕得上美國了，作為國際城市，香港的確需要多幾間『星巴克』（Starbucks）。」朋友認為，香港久久未有足夠的「星巴克」是個遺憾，因為不夠國際化。換句話說，能有這類「全球都有」的連鎖店在香港（本土），是走向國際化的必經道路。這種企盼全球都有的東西在本土也生根的渴望，正反映了「本土化全球主義」的面向。相反，星巴克的管理層不論如何妥協本地的習慣（如用中文印製宣傳品），也始終有個限度；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十分堅持保存「星巴克」在世界各地分店的特色（英語餐牌、用英語落單、使用同樣的制服與份量、播放慢板的爵士音樂）。這種堅持不論在世界哪個地方，不論本土化的渴求如何吶喊，都不改入侵者本色的態度，這就是「全球化本地主義」的具體表現。

　　由此可見，「全球」與「本土」的不斷拉扯，才是全球化過程的真實面貌。

　　然而，全球化是否必然地只能意味著「西風東漸」？西方的一套是否必然切合東方的國情？

　　又是說故事的時候了。

吃狗肉與文化身分
　　2002年世界盃舉行期間，主辦國之一韓國，其旅遊部在給遊客的宣傳單張上，清楚介紹了在何處可以吃到狗肉。對於韓國人而言，吃狗肉最平常不過，並沒有如西方一般面對的「吃掉自己朋友」的心理關口。早陣子，我在一個討論「全球化」的課堂上把這課題再次搬到學生面前。大致上，班中有五分之四的學生表示，他們真誠地認為吃狗肉是不可接受的行為。綜合各自的理據，主要有以下各項：「狗是人類的好朋友，吃掉牠太不應該」、「吃狗肉不文明」、「狗太穢了，會有病菌」。這類不太科學的即時調查，其結果大可不必太認真對待。然而當我告訴他們，香港是中國現時唯一有法例禁止吃狗肉的地方時，他們竟目瞪口呆，以為我在說謊。

　　當「吃狗肉與否」與「文明與否」劃上等號時，我們其實忽略了一個十分值得反思的現象：「全球化」已被約化為「西方化」了！當然，這個「約化現象」，亦並非無跡可尋。畢竟，這與上世紀的「非殖民化」歷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過去一世紀，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脫離殖民政權，或獨立，或認祖歸宗。然而，長期的殖民統治，使人民不得不受宗主國的價值觀影響，其中當然包括所謂道德標準的灌輸。記得我念小學時，有位世伯在油塘區開設山寨玩具廠。每次探訪他，除了可帶來大包小包的塑料玩具之外，還可享用一頓必備的豐富晚宴，就是「狗肉火鍋」。然後，有一天看新聞，政府宣布通過法例，禁止屠宰及食用狗肉。對我來說，這大大打消了我們探望這位世伯的意欲。說實話，我從不覺得在世伯的山寨廠裏吃自己炮製、自己屠宰的狗肉是件甚麼大逆不道的事。那時候，家家戶戶連宰雞也是自己動手的，活雞買回來養在家裏的廚房或屋前的空地上，吃的時候，就用菜刀在牠面前晃兩下。處理狗隻的工序並不一樣，但理念完全相同。不存在「出賣朋友」，「腦袋未開化」等等憂慮。對於西方人，狗是朋友；但對於中國人，卻不一定是。再者，如果西方人視白鴿為和平的象徵，崇之奉之，又何來一道一道美味的燒鴿佳餚？如果兔子在復活節的時候代表重生，代表善良，為甚麼法國人又會用紅酒把它煮掉？難道吃掉一隻自己飼養、根本用作食用的畜牲，比吃掉「和平」，吃掉「善良」更應受千夫所指嗎？

　　然而，我的學生們既出生於一個「非狗肉」年代，他們也自然接受了一套「非狗肉」的價值觀。當然，如果能有相同的文化基礎，真真正正的把狗看待成朋友，我亦沒有理由反對他們禁「肉」。正如一些中國的農夫不會把甘苦與共的耕牛吃掉一樣。可惜的是，「西方化」的黑手，沒有能耐把文化內涵一一傳授，害得追隨者練拳不練功，得其形而失其髓。最後的結果是：舊的文化身分及文化本位都給入侵者塗抹得一乾二淨，但新的文化體系卻因先天不足而無法建立起來。

　　由此可見，盲目的跟從西方的一套國際遊戲，以「西方先進，東方落後」的二元思路作為「全球一體化」的探路燈，未必可以照見光明的前路。

發展與增長
　　既然偽裝為「全球化」的「西方化」來勢洶洶，而西方的一套又未必合用於我們，那麼要促進發展與增長，我們又可以採取何種態度？

　　首先，我們必須先澄清及分別討論兩個概念：就是發展（development）與增長（growth）。前者所指的是國民在生活上的長進程度，以不同的指標顯示，如嬰兒夭折率、成人識字率、成人壽命等等。簡單來說，「發展」要探討的，是國民「活得有多好」的問題；至於「增長」，一般以財富來量度，如國民生產值（GNP）、消費指數、人均土地多少等等，所觸及的是「有多少財富」的問題。當然，一般人相信，愈富有便活得愈好。且讓我們看看這個神話是否真確。

　　印度西南沿岸有個叫卡華拿邦的地方（Kerala）（下稱「卡邦」）。這個地方人口三千萬，以財富而言，它是印度這個窮國之中國民生產值最低的地方，並長期處於零增長的水平。如果說整個印度是丐幫，那卡邦就活脫脫是個幫中「一窮二白」的小嘍囉。

　　可是，如果看卡邦在經濟之外的其他社會生活指標，卻又發現它並非人間地獄。比如說，卡邦的嬰兒夭折率是1.3%，較全印度的7.9%，甚至中國的3.1%還要低，也就是說，嬰兒能活命下來的機會相對地高。至於成年人，卡邦也坐擁驕人的數字。這裏男女平均壽命分別是69歲和74歲，絕對比全印度的（59／59）和中國的（68／71）優勝。卡邦的文盲比率也十分之低，男女的識字率是94%及86%，也相對優勝於印度（64%／39%）及中國（84%／68%）。

　　與西方比較又如何？比起美國，卡邦當然是個窮光蛋，它的人均土地佔有率只是美國國民的三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如果每人在卡邦擁有一個坐位，他的美國親戚就每人擁有一個能坐三十人的班房。財富方面，卡邦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國的六十分之一。情況可以想像成，卡邦的小朋友每月零用錢有一百元，而他的美國親戚每月就有六千元的零用錢。可是，這窮光蛋的生活質素卻不比他的美國親戚差得太多。卡邦的成人平均壽命、識字率與嬰兒夭折率分別是72歲、93%及1.3%，而美國的則是76歲、99%及0.8%。

　　上面的數字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示，原來所謂經濟的增長，未必一定為一個地區的人民帶來相應較高的生活質素。換句話說，經濟增長並不是改善生活的必然途徑。「發展」與「增長」，有本質上的不同意義。

全球化列車的社會學的想像
　　於此，我們可以再把思路接軌到全球化這課題上。如今有關「全球化」的理解，最普通也是最廣為人知的一面，是所謂的經濟一體化，也就是說：「產品須和全世界同行競爭」、「整個世界人口都是潛在的顧客」一類論述。因為我們相信，經貿的往來會帶來文化的融合；財富的累積，會保證優質的生活。但正如前面所述，經濟增長，未必帶來美好的生活。所以面對「全球化」的列車時，我們或許應該把注意力分散在文化、民生、社會、意識形態等各個不同的車卡之上。

　　此外，面對這列列車，我們也未必只能作被動的乘客。如果全球化的方向與路線，與本土的性質是背道而馳的話，我們也可選擇把持本土的根，與全球化作健康而建設性的拉扯，只有這樣，列車才可以送我們到我們想去，而不只是車長要去的地方。做「一個幾毫」的顧客，也不一定要「幫襯」跨國企業的連鎖店。當你選擇把吃漢堡包的消費，用在街邊白粥炒麵的小攤檔上；當你選擇把瀏覽互聯網上林林總總美食資訊的時間，用在與老廚師聊天請教烹飪秘訣；當你選擇關心杜瓊斯工業指數時，也同時關心世界糧食的不平等分配……我相信全球化的列車才在你的掌握之中。

　　前面所提的種種，從漢堡包、星巴克、吃狗肉、世界盃，到全球化、西方化、經濟與民生、「發展」與「增長」的差異，我嘗試做的，是把生活裏個人所面對的境遇，放到整體社會的結構與場景之中。其實這種向後抽身，把視線範圍放大的動作，正是社會學裏一個基礎學習態度，稱為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這個概念於1959年由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提出。米氏認為，人類的生活在現代社會之中，彷彿被種種無形的力量控制，深感自身的不由自主。這種無力的感覺，往往使人容易墮入行屍走肉的境地、甚至將個人的成敗得失歸究自身的質素與能力。其實，既為社會一員，米爾斯認為必須承認個體與整體社會結構有某程度上的連繫，個人的遭遇，如果一併加起來，便自然而然的成為整個社會的歷史。因此，能洞悉個人命運與社會歷史之間、個人困境與社會課題之間的互扣關係，將有助我們安身立命，並清楚了解各種隱藏其中、超出個人控制範圍的力量，這也許是一種超脫了。

　　當然，我們也大可採取懷疑的態度來面對「全球化」，小心檢視米爾斯的提倡，看它是否也適合東方國情民生社會狀況。如果讀者看到此處真有如斯想法的話，這篇文章也就沒有白寫了。

參考書目：

許寶強“改善生活無須經濟增長”載於鄒崇銘：《千禧年．全球化．新思維》。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

吳錫德：《文化全球化》。台北：城邦出版，2003。

林祐聖、葉欣怡譯：《社會的麥當勞化》（原著George Ritzer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台北：弘智文化事業，1999。

劉小萱、方曉：《麥當勞王國》。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8。

朱道凱：《社會學動動腦》（原著Zygmunt Bauman. Thinking Sociologically）。台北：群學出版社，2002。

成令方、吳嘉苓等譯：《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原著Alan G. Johnson. Forest and the Trees-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台北：群學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