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在崇拜中的定位：訪問伍中恩教授

訪問：堵建偉
記錄及整理：梁卓群

（編按：從出版逾半世紀的《頌主聖詩》和《普天頌讚》，到近年湧現的《讚美之泉》等敬拜詩歌集，本地各宗派堂會的唱詩模式在數十年間轉變不少。本地教會沿用的詩歌是如何承傳而來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地區，滋長出怎樣的宗教音樂資源？香港教會在唱詩方面是否有所忽略？本期我們訪問了香港信義宗神學院聖樂與崇拜教授伍中恩女士，嘗試探討詩歌在崇拜中的角色、崇拜詩歌背後的神學和禮儀，以及詩歌在教會歷史裏的演變。本文內容經受訪者審閱）

詩歌與信仰生活
禮儀教會把信仰生活劃分為三個時空──每日、每周、每年，就像神在不同時空介入人類歷史一樣。信仰生活的第一環中，早禱和晚禱的聖詩，讓信徒在早上為新一天來臨而感恩頌讚，在晚上祈求進入安息，並為普世教會禱告。早晚禱告的禮儀，可追溯至猶太教時期，在早期教會的聖殿中也有早晚的獻祭，有些教會甚至有早、午、晚的三個禱告時段。

信仰生活的第二環中，每星期的主日就是小型的復活節，象徵道成肉身的神從死裏復活，再次親臨教會，透過聖道和聖禮向信徒彰顯。崇拜以「開會」詩歌開始，讓信徒讚美三位一體的神；以「散會」詩歌結束，差遣信徒走進世界、彰顯基督。聖道和聖餐均十分重要──聖道是神透過讀經員來宣講祂的話語，從而與我們相遇；而聖餐就是我們在基督裏合而為一。在聖餐禮儀中所用的聖詩，如《救世之身，為眾生擘開》、《主滿足飢餓慕義心》等，歌詞都反映出聖餐的意義和神學。

信仰生活的第三環，就是教會年 ──由將臨期開始，到聖誕節來臨，到顯現期，到四十日的預苦期，到全年最嚴肅的聖周，再到復活節、升天節、聖靈降臨節和三一主日。崇拜詩歌和生活是緊扣的，各個節期都有相關詩歌引導信徒如何生活。舉例說，將臨期中，教會選用紫色和藍色，表示等候和盼望主來臨；又有相關的詩歌配合禮儀，如《我該如何迎接主》等，幫助信徒儆醒禱告，耐心、誠懇地等候基督再臨。另一個例子，預苦期（Lenten Season，或「大齋期」）所用的詩歌，如《我心傷痛因主受苦，十架底下欲哭》等，都有助信徒儆醒，與耶穌一同承擔苦難，並默想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從而懺悔、更新、履行仁愛（幫助鄰舍、受苦或有病的人），以致在基督的復活中得著新生命。

早期教會詩歌
早期教會的詩歌可分為：詩章（hymns）、頌詞（psalms）、靈歌（spiritual songs）。由於早期教會並無錄音科技或記錄旋律的方法，所以當時的音樂韻律已無從追溯，不過信徒所唱的內容卻以文字形式保存下來，詩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詩章（Hymn），是信徒創作的聖詩，當中包括：福音的頌歌（Gospel Canticles），例如撒迦利亞頌、馬利亞頌、西面頌、天使讚美等。在英國教會或禮儀教會的傳統裏，早禱多唱撒迦利亞頌，晚禱則唱馬利亞頌歌。此外，新約早期也有不少讚美詩，例如腓二：5-11；羅八：38-39；提前三：16；弗五：14；啟四：8；五：9。無論福音的頌歌，或新約的聖詩，其實都是對信徒的一種教導，透過讚美去表達及回應上主救贖的恩典。

早期教會唱的另一種詩歌──「詩篇」（Psalm，或譯作「頌詞」）中包含悔罪詩（個人悔罪詩和群體悔罪詩）、讚美詩、感恩詩、哀歌（個人哀歌和群體哀歌）、智慧詩歌、歷史詩歌等。這些詩歌和禱文由以色列人搜集編訂，主要在崇拜中應用。

靈歌則是一種短頌──用很多個音來唱很少的字，常見的有：阿們、哈利路亞、和撒那等。簡短的內容，主要讓信徒在崇拜中作為回應。

由簡入繁到宗教改革
公元四世紀，康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宗教禮儀便加入了宮廷禮節的元素，其影響遍及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及基督教。神職人員的服飾由早期教會的樸素，變成繡金線、鑲鑽石，主教的服飾更與國王相去不遠。與此同時，崇拜所用的音樂也受到宮廷影響，變得愈來愈繁複。早期教會的音樂相當簡單，會眾較容易參與其中；但到了十五、十六世紀，聖樂作曲家常以多聲部的音樂對位法來譜寫聖樂，一首樂曲可能有五至更多的複調聲部（Polyphony）。崇拜的詩歌如此複雜，會眾已無法參與，只能交由詩班獻唱。唱詩便變成了神職人員的禮儀，而非會眾的禮儀。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是詩歌史上另一個重要里程碑。改革前，大部分詩歌都由受過訓練的神職人員唱頌，而各地教會的崇拜都只用拉丁文。宗教改革期間，大量德國聖詩面世，將民間的音樂、平信徒創作的聖詩帶進崇拜當中；馬丁路德等改革者也繙譯了很多羅馬天主教會的拉丁聖詩，以致德國人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去頌唱，大大提高會眾在崇拜中（尤其是唱詩部分）的參與。不過，詩歌在宗教改革中的定位因人而異，不同改革領袖有不同尺度，例如：瑞士改教運動領袖慈運理（Ulrich Zwingli）本身雖然是音樂家，卻不容許教會崇拜時唱詩；而改教運動的第三位領袖加爾文（John Calvin），則只容許在崇拜中唱詩篇（psalms）；首位改革領袖馬丁路德較為開放，他甚至採用注入了聖經話語的民謠曲調。總言之，各國信徒可以用本地語言崇拜，有助提高參與度。不過，天主教的改革相對較遲，到1962-65年的梵二會議後，各地教會才能用本地語言唱詩。

敬虔派與黑人靈歌
宗教改革後三十年戰爭，及十七世紀的敬虔運動 也影響到聖詩的發展。三十年戰事令人們充滿哀傷，聖詩便成為信徒表達個人對上主的愛和渴望，以及祈求安慰的媒介。當時德國的羅馬天主教會和基督新教之間有很大衝突，而新教教會也經歷各種掙扎。故此，敬虔派聖詩的出現確實有助人們表達個人信仰。《哀哉，我耶穌聖首》便是其中一例，結合了兩位作者的創作：Bernard of Clairvaux是十二世紀的修士，Paul Gerhardt是宗教改革後敬虔派的聖詩作者。「我用何辭感謝為我捨身良友？因主憐憫無止息，極大悲苦忍受；求主使我永屬你，愛主之心長久，懇求千萬莫容我望主所受苦楚。」歌詞看來相當個人化，卻能表現出人們在苦難中對上主的信靠，表現基督正參與苦難。

在教會歷史中，聖詩往往反映了當時的神學和歷史背景，例如：反映苦難與盼望的黑人靈歌。十七、十八世紀的美國受黑奴制度影響，黑人被迫離鄉背井，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卻能創作出幾萬首黑人靈歌。他們受盡奴役，卻沒有途徑抒發；但信主後，黑人靈歌給他們力量生存下去，也給他們親近上帝的機會。後來白人也受到感染，開始唱黑人靈歌，同時感受到黑人受奴役的痛苦，於是解放黑人的運動便逐漸興起。無可否認，黑人靈歌在歷史中確實發揮了作用──黑人靈歌大量湧現，形成了一場運動，以致間接推翻黑奴制度。

基督教來華與詩歌本色化
雖然現時華人教會所用的詩歌大部分都是繙譯而來的，但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也有不少基督教知識分子和傳教士嘗試將聖詩本色化，其中包括美籍傳教士范天祥 (Bliss Mitchell Wiant, 1895-1975)，他極力推動中國聖樂「本色化」，甚至用各種中式曲調配上聖詩歌詞來頌唱；還有趙紫宸 等早期華人基督教知識分子，由於他們文學基礎深厚，所以創作的詩歌也較有味道，例如《清早起來看》等詩歌的歌詞均有對應（如「早起」對「紅日」、「勇士」對「新郎」等），既有詩的體裁，也有樂律和押韻。此外，傳教士劉廷芳既繙譯了大量聖詩，本身也擅於創作，例如有關聖餐的《救世之身，為眾生擘開》，內容符合聖經，而且曲詞優美，很多西方的聖詩集均有收錄。詩歌集《頌主聖詩》內也有近五十首由華人創作的聖詩。

反觀近年本地教會圈中流行的敬拜讚美，如《讚美之泉》、《新音樂》等詩歌，經常取材甚至節錄自詩篇，文字創作相對較少，也缺乏文學體裁；即使有新的創作，內容也多側重個人經歷。詩歌本身應該包含文學、神學和音樂等三種元素。在早期教會甚或聖經中的聖詩作品，大都先寫歌詞再配上音樂，因為音樂是文字的僕人，文字──即上帝的話語，才是最重要的。然而，現今的創作多先寫調後填詞，以文字服事音樂，有點本末倒置。

本地傳統教會常把優美的聖詩唱得死氣沈沈。其實，每首歌均有不同唱法，如受苦的歌應該緩慢、哀傷、敬虔，但讚美和接受被差遣服事的歌就應該激昂、喜樂、充滿生命力，以致青年人也能感受詩歌的動力和澎湃，體會上主藉先賢先聖的詩歌振奮信徒的靈性，體會上主的恩典和自己的不配。其次，現代的詩歌方面，只要不遠離聖經，存有普世性的神學內容，曲調優美，適合會眾一同歌唱，教會也當接受它們，在崇拜的禮儀中使用。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