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空下── 尋求庇護者與我何干?

沙的

尋求庇護者與我何干呢？
　　我想先說說自己家的故事。我家六口子，有六分五的人口都是從國內來港。我爸因為國內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未能滿足他對理想生活的想像，於是偷渡來香港尋找機會；然而，夫婦分隔令我媽覺得婚姻生活不完整和欠缺安全感，於是她也偷渡來港與爸爸團聚。我呢？媽媽那時聽說殖民政府頒令給予十二歲以下孩童特赦，於是她又冒另一個險安排我們幾個兒女偷渡來香港，最終我們真的獲得特赦。據我所知，我們那一批小人蛇是香港上世紀最後一批獲得寬待的大陸人蛇。那時是1982年。

　　我們一家的經歷是很多香港人的寫照。由我們時代追溯香港人二十世紀的移民歷史，那幾十年香港經歷過無數次的大小移民潮，尤其兩次世界大戰與中共建國後的難民潮，不少勞動大眾、富豪名士都遷移至香港。我們大陸人為香港彈丸之地帶來了資金和人力，造就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及以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展。其實，香港更早時期的移民歷史，可追溯至宋朝，當時的移民就是今天新界原居民的祖先。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過後，香港的入境政策不但愈來愈嚴謹，而且以經濟效益主導，寬待偏重具經濟效益技能或富裕人士，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投資移民政策。後者不用多解說，前者以鋼琴家朗郎為例，不要只片面地從藝術層面來分析他獲得香港居留權的原因，藝術本身帶著的商業符號以及「國際級藝術家」的論調，正正切合香港不斷打造自己是國際（金融）都市的大論述；其他人以各種技能獲批香港居留權，更是直接參與主流經濟活動。這些新入境政策既排拒了沒有龐大財富或具經濟效益技能的人，並否定這些人的工作能力及其他方面的價值，尋求庇護者是當中一群。

　　這些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因自己國家的制度例如宗教壓迫、政治迫害、文化排斥、經濟剝削或戰爭等被逼遠走他方，尋找理想的生活空間。他們的經歷不也跟我們香港移民，尤其老一輩的，有幾分相似嗎？然而，在香港這個以經濟主導的社會，尋求庇護者一方面不能像以往的大陸移民般獲得人道的寬待，另一方面是他們因未獲得聯合國難民身分的認證，身分變得不明確，既沒法享有法律保護，還要面對「違法」指控，更甚的是本港政府沒有給予合理的人道協助，致使他們身處危機中，如孩子營養不良、婦女流落街頭時遭強暴；他們又欠缺生存的尊嚴，如成年人因不獲工作權而無法獨立生活。

　　我們家中五口非法來港、逗留，然後工作、唸書，與不少國內移民一樣因緣際會，獲殖民政府的寬待而取得「香港居民」的合法身分。過去二十多年，在同一個天空下，入境政策不斷改變，然而越發偏重經濟，排拒不具主流經濟體系效益的社群。我深深體會到制度如何受著政策制定者的管治思維影響，如何被主流社會價值觀所主導，造成偏袒及不公義的現象。

　　關注尋求庇護者的人權，為的正是要對抗以經濟掛帥的入境政策及背後那套管治思維，建立公義社會；同時以人道立場關顧這批處於危機中的隱形社群，為的是要在居住的土壤上播下慈愛種子。